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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大学应区分科研和创业

发布时间:2015/5/25 15:00:09

  今年是中国提出科教兴国战略的第二十年。在这二十年里,中国的国力和科技实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整体实力已不可同日而语。但与此同时,中国的发展正在面临中等收入陷阱,正在面临不进则退的发展瓶颈。

  对中国科技界和学术界现有的弊病,大家在讨论钱学森“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”这一命题时已经谈了很多。可以说,打造大学学术绿洲,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方案。但又怎样能做到让大学回归做学问的净土呢。

首先,应该把科学创新与创业创新分开

  科研学术,不同于创业经济。从科研上来讲,创新可以是创造新的思想和新的方法。但现在人们常说的创新,多指创业,包括创造新产品。从表面上看,把科研与创业合二而一,是对地方、个人都很有吸引力的政策。但其实,这是在混淆科学创新与创业创新的概念,对科研的长期发展非常不利。

  创业创新和科学创新到底有什么不同呢。举个例子来讲,马云是个成功的创业者。他有新产品、有新设计、有新的商业理念。但是如果你说马云有科技创新,那就有点过了。阿里巴巴没有推出新的科学技术。阿里巴巴做的是“用现有技术开发新产品”,做的是产品开发,创业创新。

  一个产品的形成,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讲有三个阶段。基础科学研究,应用科学研究,和产品开发。前两个阶段的重大突破是我们所说的科学创新,后一个阶段的重大突破是我们说的创业创新。核磁共振技术现在已广泛应用于医疗卫生领域。以核磁共振为例让我们来看看创新的三个阶段。第一阶段是基础研究。在这一阶段研究的是物理性质。核磁共振可以产生波,波遇到不同的物体可以产生不同的反射。这些物理性质有何用处并不清楚。第二阶段是应用科学研究。在这一阶段研究的是如何让这波的反射产生图像,呈现出人肉眼看不见的东西。如何能安全使用这一技术。产品开发是第三阶段。这一阶段是把现有的技术整合成一个产品,去满足用户的需要。这三个阶段是相连的。第三阶段的开创性工作要有第二阶段的知识支持。第二阶段的开创性工作要有第一阶段的知识支持。中国的很多公司现在连“用现有技术开发新产品”都做不到。很多公司只是在“用现有产品开发中国市场”,或者是在给别人的产品做来料加工。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低端产业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实现以创新驱动发展推动科教兴国至关重要。

  英语里有一句话:“Research transforms $ into knowledge. Innovation transforms knowledge into $$$.”翻译成中文,就是“科学研究是把钱变成知识。(创业)创新是把已得的知识变成更多的钱”。创业追求的是利润,要对投资人负责。科学研究就不同了。科研追求的是知识;研究结果大众分享,提高的是国家实力,不是投资人的利润。基本出发点的不同造成了把科研与创业混淆在一起的四大问题。

  问题一:学者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对某一项技术、某一项产品作出公正的评价。当一所大学把学术和利润捆绑在一起,当所有教授都成了利润链上的一部分,大学就成了产业界的竞争者,而不是合作者或者具有中立性的裁判。大学失去了它应有的引领、监督作用,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学术权威与社会威望。

  问题二:科研要求研究结果公开,创业要求商业保密。把这两者加在一起,只会让研究人员无所适从。其结果,就是丧失掉了科研。

  问题三:创业要求短平快,要短期出成果。科研要求长期的苦守坚持,竭尽全力,而可能长期一无所获。科研做的是什么?科研,尤其是基础性科研,做的是high risk, high return (高风险,高收获)的研究工作。也就是说这个研究工作风险太大、投资太高,没有公司愿意投入。但结果可能会非常好,大家都想分享。

  所以国家、政府、各类基金会,必须是科学研究投入的主力。科学研究必须走大众投资,大众分享之路。以袁隆平的不育系水稻为例。历经十二年,在全国性的协作攻关下才得以完成。在他刚开始的1960年,不会有公司投资给他,因为他的研究不确定性太大了。也幸亏没有公司投资给他,否则公司从利润出发一定会让他引进良种,而不是进行那漫长而又毫无把握的研究。

    第四个问题,也是最重要的问题,是科研与创业需要不同的人才,也一定会培养出不同的人才。人的思维有长线思维和短线思维的差别。短线思维的人才,思维路径短,因而反应快,所以在语言能力及人际交往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。然而长线思维人才不同。他们的思维路径深,因而反应慢,在人际交往中,有时反而显得笨拙。历史上在科研上做出杰出贡献的,有不少是这种语言能力较弱的长线思维人才,如德国的爱因斯坦和中国的陈景润。

  由于创业需要推销自己、推销自己的产品,要反应快,见什么人说什么话。从商业需要出发,从业者就不能总是坚持自己的观点。长期把商业利润与学术成功捆绑在一起,学者就会越来越像商人。如果这种社会环境不改变,中国可以出现唐骏那样的成功者,但出不了钱学森先生所说的那种大师。

  更可怕的是,如果这种学术生态不改变,一代接一代的莘莘学子,会把掘金作为励志的唯一。而我们需要清楚地告诉青年学子,成功不是用钱和地位来衡量的,成功是用对社会的贡献来衡量的。不是我得到了什么,是我做了什么。丧失道德底线得到的钱和地位,是得不到尊重的,也是不会长久的。

  中国的大学应该把科研与创业分离。让科学家,学者可以长期安心地做科研而不受商业利润的烦扰。要给他们提供“待遇适当,无后顾之忧的生活环境”和工作环境。给我们的学者提供一方做学问的净土。

  治学要清高,经商要清白,从政要清廉。各行有各行的成功,各行有各行的本分。做那一行都可以,但不要硬把名,利,权搅在一起,不清不白,营造腐败。对一个人如此,对一个大学更是如此。

  应当指出,把科研与创业分离,是指不要把科研和创业两大任务都强加在每一个研究工作者的身上。是指不要强迫科研人员去以创业增加收入,贴补家用;是指不要不提倡献身科学的精神,而只注意挖掘第一桶金的速度。学校还是应当设有知识转化办公室,以便把学校的科研成果介绍给感兴趣的公司。也应当鼓励学生创业,并帮助感兴趣的学者把他们的研究成果转化成产品。

应以超行政力打造学术绿洲

  打造学术绿洲,在中国其实有例可循。综合一下,中国的学术绿洲,大概以三种不同的方式存在。我给它们起了名字,叫“搭温室”,“建飞地”,及“脱轨运行”。

  近年来,“海归”成功的例子大多是以搭温室的形式出现的。王晓东的生命科学研究所,是这样的一个温室。研究资金来自特别渠道,所里的领军人物多是国外刚刚回来或仍两边跑的科学家。其基础研究人员,大多是博士后,可以安心做研究出成果。姚期智的清华大学理论计算机科学研究中心是另一个温室,以清华之名可找来最好的学生,且以清华基金会的基金聘请世界一流专家来校短期讲学。优等生加大师,且埋首理论研究走中国学生之长项,于是硕果频出。“搭温室”在某种程度上来讲,是有效的也是成功的,但有其特殊性。这些“温室”的成功都是因为领军科学家个人的名人效应,因而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超行政化的大力支持。

  “建飞地”,也是中国建立学术绿洲的方法之一。许多跨国公司像微软,摩托罗拉都把他们的研究院建到了中国,就属于应用这种方法。同时这些公司也把他们的科研体制带到了中国。这些研究院办得出色,也培养了一些中国研究人员。但一个公司的关键技术,大多是商业机密,是不公开的。即使那些公开发表的部分,知识产权也是人家的,属于外国的“飞地”的成功,并不能带来中国的知识产权的自主。

  “脱轨运行”有两种:一种是私人企业搞科研,一种是国家国防重点科研。高科技企业要搞大搞好,必须要有一流的科技力量。但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在利润的压力下,大多走的是以现有技术或现有产品主打中国市场的创业之路,投资少,风险低,有路可循。这条路走到极致,也就是个日本模式。我们不能说中国国防科技单位有开放的科研环境。但在国防科技单位,尤其是担任国家重点项目的国防科技单位,很少受政治、经济干扰,任人唯贤的事实还是有目共睹的。军令之下,将士同进同退,以攻克难关为首任,自然人的关系就简单了,知识就被尊重了。“两弹一星”成功的秘诀,就是重在知识的积累,尊重知识,这才有了钱学森一辈的大师发挥能量的机会。

  就以上述这三种方式来审视一下打造中国大学学术绿洲的想法,不难看出,还有许多工作要做:科研要引入竞争体制,教育体制要改革,学科建设要跟上时代的变化,要建立一支热爱科学、热爱教育、基本功扎实的教师队伍,要有具有开拓精神,作风正派的学术带头人,要增加造假成本,等等。

  但大学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。大学的改革必然会牵扯到社会的方方面面。很多问题是大学本身解决不了的。这就需要国家的大力支持。从已有的“搭温室”的经验来看,成功都是因为有超强影响力的人撑起了温室的天空打造了一方绿洲。我们希望有认识到打造学术绿洲重要性的人,打破行政级别,高官下放,来到校园撑起一方绿洲。我们也希望国家能从思想、道德的高度,能从人才、改革开放的高度,真正认识到打造学术绿洲的重要性。把大学看得和边疆领土一样重要,对教育改革、科技改革大力支持,把最优秀的行政管理人员派到这里来。

  现在的中国大学领导很多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权威。所谓的内行领导内行。这是好事也可能会是坏事。内行,可能会先人一步地认识到科学的发展契机,起到引导作用。内行也可能固守自己的所成,不愿接受不同,不能接受挑战,甚至在不同的程度上废黜百家、独尊吾术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有的创新就要面对双重挑战。既要挑战权威又要挑战领导,成功变得更加不易。在大学里,要对有权的精英进行监督,要对无权的学者,特别是对那些既无资历又无权力的年轻学者进行保护。这也是打造学术绿洲的一部分。

  知识分子要淡泊中有理想。淡泊是指生活简朴,也是指君子之交淡如水,一切以工作为重。淡泊中有理想是指不需要把大道理天天摆在嘴上,但事业上一定要有追求。像袁隆平为了解决人类吃饭的问题而开发良种,像梁思成为了弘扬、保留中国古典建筑文化而奋斗终生,像昨日一个青年教师告诉我,他立志开发可穿戴电子装置为医疗健康服务。事业上有了追求,就有了做人的底气。每在事业上前行一步,多一分知识上的积累,就会多一分自信,多一分自豪。

  领导到学者中间来,不是来找权威感,找的应当是知识、真实和成就感。知识就是力量是有前题的。在好的环境下,知识可以化腐朽为神奇。古时,知识把烂泥化作了瓷器,今日,知识把烂泥化作了硅片。在不好的环境下,知识分子就是那挑烂泥的人。从山下挑到山上,从山上挑到山下,身心交瘁,一事无成。烂泥还是烂泥。国有瑰宝,是黯淡无光,还是光芒万丈;是失落于仟佰之间,还是囚之于牢房,那是与当时的当权者,当时的国策息息相关的。国家的大成就在于政治家的睿智。

  在科学研究领域我们必须允许不同的学术观点存在,必须要有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。科研上的重大突破多是少数人推翻多数人同意的、现有的结论,或者发现多数人没有发现的新事物、新规律。创新,不可能不挑战权威,需要采取与多数人不同的思路、思维方式。如果总得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,总要与权威保持一致,创新从何而来?从这一点来讲,建立一个能让学者做到知无不言、言无不尽的开放学术环境至关重要。一个学术界的领导一定要有开放的心胸、大度的胸怀。可以接受不同的观点,愿意接受不同的观点,真心希望后人超越自己。开放的心胸、大度的胸怀与敏锐的科学眼光一样至关重要。没有前两点的人,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科学家,但不应当站到领导的位置上。科学研究从方向、方法,到具体的执行,有太多的不确定性,有太多的可能性。一个科学方向的成功必须要集思广益,要有科学的民主。要建立有制度保障的科学民主。这种有制度保障的科学民主落实到了一个大学或者更大的范围,就是我们所说的学术绿洲。

  今日的世界之战,是科技之战,是人才之战。中国的硬件环境已经有了,中国海内、海外的科技人才也比比皆是。相对来说,中国现在缺的是一种凝聚力,是一片能让献身科学的浩然正气成为主流氛围的学术绿洲。实现以创新驱动发展推进科教兴国还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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